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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佑原创丨为什么要为罪犯辩护

时间:2020年04月20日 打印 字号:

为什么要为罪犯辩护


其实笔者想说的是,罪犯为什么需要律师辩护。


可以这么回答:就是为了要辛普森不可以成为聂树斌,聂树斌可以成为辛普森。刑事案件涉及到人的生命和自由,关乎到人生而为人的权利。自由和生命被剥夺是第一天大的事儿,不去说理,岂有此理。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事辩护?因为只有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真正价值和实质精神才能够体现。没有了辩护律师的帮助,弱小的被告人根本就难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的权利,要想真正地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权利”,对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专业性要求就使得被告人必须寻求辩护律师的帮助,辩护律师则帮助被告人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生命、自由和重大财产。一个国家对待刑事辩护的态度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为之服务的民众对待生命、自由和人权的态度。现实当中我们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只有为“钱”打官司的时候,我们才舍得付出不菲的金钱,当身陷囹圄时要不就是“要命一条”,要不就是很吝啬律师费,笔者认为,这是认识性阶层和素养差异的结果。


毋庸讳言,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一旦遭遇刑事犯罪,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靠人脉关系找人帮忙,也往往从不吝啬“找关系”的花费。但是,司法实践规律表明,“找关系”“花钱”不仅起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还会误事害人,别管关系人、帮办人说的天花乱坠,你会发现,他会首先让你认罪,而且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90%还是依赖于事实、证据与法律。刑事案件涉及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重罪与轻罪等甚至重大、疑难、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当今形势,无论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不少界限不清、错误入罪的案例,难道你希望“领导”“事必躬亲“”地去为你研究分析案件、纵横捭阖地去为你“运作”吗?更多的是“打个招呼”而已,大家心知肚明,更别说一些大案、要案。如今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以审判位为中心的制度、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记录在案制度,国家严惩贪腐和消除司法权力寻租空间的环境,越来越意味着“找关系”死路一条。面对刑事案件,你需要一个内外兼修(具有理论和实践水平)的律师才能充分应对。

律师“为坏人辩护”,并且还振振有词,很多普通老百姓认为律师靠打官司尤其靠“帮坏人说话”去赚“昧心钱”。尤其是当面对刑事被害人及或被害家属时,他们会说律师“良心大大的坏了”、“没人性”,笔者也曾亲历在法庭被被害人家属“辱骂”和面临切实的人身危险,相信这是很多刑辩律师的共同体验。但很多普通老百姓对律师其实是又爱又恨。当需要迫切帮助而又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时,他们把律师期盼成一种正义的化身;当人们需要律师时,律师被看作无所不能、既可以申冤报仇,又可以起死回生。笔者想说一句,如果有一天你被当成“坏人”时,才会真的懂。


        刑辩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不仅要承受外在的“诘难”,也要面临着内心的“拷问”。

“我对法律可能知道的不多,菲尔德,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在影片《青年林肯》中初次担任律师的林肯对当地一位讼棍式的律师菲尔德的一句反击。相信每一个从法学院毕业并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都是一个单纯、平和、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人会选择做律师,开始自己的法律人生涯。当你千帆历尽,是否依然会保持单纯、平和、理想主义,首先你就很了不起,或百般浸染后依然一股清风,一新同行耳目。

“教父”阿尔-帕西诺出演过一部法律题材的影片《伸张正义》,影片中扮演一名正直勇敢的律师,他试图改革(或改良也好)司法界贪污腐败的歪风为市井小民伸张正义。但同行们却对他敬而远之。一位冷酷无情的法官甚至以藐视法庭罪将他拘禁。然而,就像现在一直在上演的类似情形,这名法官因强暴并殴打一名女孩而被逮捕,他要求“阿尔-帕西诺”为他辩护,律师因此陷入道德与法律的困境,正义的天平两端分别是他的事业和良心。初入律师行,做了几个刑事案件之后,笔者确实也曾感到心绪不适,后来甚至有的案件取得了无罪的结果亦并不那么开心,“无罪”给人的根本不是愉悦。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到,“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直透人性。笔者觉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好,笔者觉得自己依然保持着纯洁之身,虽然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看到些许故事与事故,然吾心依旧,为“罪犯”辩护的心仍在执着。


“presumed innocent”,即为“无罪推定”。笔者认为,疑罪从无实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折中、变通,是一个畸形的存在。无罪推定已是现代刑事诉讼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的含义是被告人在法庭以有罪的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应当被视为无罪之人。其基本的要求就是由控诉方承担指控罪名能够成立的证明责任,并且必须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人并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并且有权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保持沉默。笔者认为,这是人生来既配置的硬性标准,只不过人为把它降低了,觉得这才是律师为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理论源泉、信仰之门。

因为警察会迫于各种压力急于破案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甚至刑讯逼供,检察官和法官也会触犯类似的问题,而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这种牺牲是彻底性的,意味着最深的沦丧。而有律师的辩护,就存在了阻却可能性。

因为“真理越辩越明”,真相愈来接近。每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严格来说,真相已不再存在,只有去伪存真、层层剥茧、据理力争,才能更好地呈现案件事实,进而归结法律事实、做出社会评价。我们现在只存在法律评价,所以陪审团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坚持以普通人的立场去评判大众之事,使法律的天平不发生倾斜。针对现在的刑事诉讼机制,笔者认为,真正的“控辩”双方除了“认罪协商”部分之外,应该是控辩的激烈交锋,在法庭上就是要相互打倒对方。所以,笔者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认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对公诉人的要求“过高”,规定其除了指控有罪还要提供无罪、罪轻的证据,公诉人与另一个自己矛、盾攻守,难免尴尬、难受。当然,要实现笔者说的这些情况需要辩护人与公诉人具有对等的权利乃至警方的依法、公开、公正、恪尽职守的工作等很多原因,但西方的这些情况亦不是完美存在。


拿当前的扫黑除恶来说,存在着随意化、扩大化的情况。很多案件错误打击,而且案件一旦定性,其一发而动全身,举家锒铛入狱,一起起的犯罪依附于定性而存在,这样的案件,“找关系”“花钱”基本没用,刑辩律师甚至成为了“救命稻草”。笔者办理的邯郸某县的一起恶势力犯罪案件,案中的几起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案都发生在被告人经营的洗浴会所内,都是客人酒后或故意闹事被保安、会所工作人殴打,公诉机关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依据诉至法院,经过律师的辩护,因为“事出有因”,人民法院去除了恶势力定性且仅以一罪定罪量刑。某市的一起黑社会性质犯罪,因为经济纠纷,一方利用有权力量把另一方“打造”成黑社会犯罪集团,直系乃至其他亲属曾全部被捕,铁幕之下,律师成了“很重要”的人,遗憾的是连会见都不被允许,但律师尚能依法、据理力争。笔者正在邯郸某地办理的一起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很明显也属于定性错误,拟作定性和无罪辩护,让我们拭目以待。说了这么多,笔者想直接说一句:辩护有用!无论在小案、大案当中。

改变从来不是自发的,个案推动法治,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刑辩律师存在这样的条件基础。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才能安居、乐业!

辩护,亦可称之为“拯救”,使无罪的人逃离深渊,免遭苦难;使有罪的人觉醒悔悟、终得开脱,革新自己的心面。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笔者的首篇公众号文章(汗颜),但对于选题确实想了好久,最终笔者觉得应该先说这个问题,似乎说的也不好,幸至阅者有益,即甚佳了。

撰稿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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