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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1392年前的刑事审判参考

时间:2019年03月20日 打印 字号:

今年3月8日一篇《这位法官顶住压力作出无罪判决,被记二等功》报道传遍网络,文章报道的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记功决定,对审理陶某涉嫌故意杀人案的合议庭和审判长张海波分别记集体二等功和个人二等功。《决定》指出,合议庭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和被害人亲属谩骂威胁,始终坚持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原则,综合运用证据规则、日常经验逻辑等方法,严谨周密地审查判断全案事实、证据,杜绝了冤假错案发生,维护了司法权威。

此报道一出,网络上点赞无数,笔者看到这篇报道后,在对该案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勇于担当的精神由衷敬佩之余,觉得贵州省高院记的这一功也堪称是点睛之笔。自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一浩大工程中,司法改革绝对是这一工程中的“架海紫金梁”,而司法改革中的员额制以及相应的“以审判为中心”的相关制度设计,又是这架海金梁的核心。该案的审理结果以及在真凶落网后,高院作出的记功决定,是对司法改革成果最好的注解。

这让笔者联想到唐·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的一番对话。

根据《贞观政要》 卷七  刑法第三十一记载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释义】: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①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①王珪(570-639年),字叔玠,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唐初四大名相之一,南梁尚书令王僧辩之孙。

正如王珪所言,“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贵州省高院的做法,正与这来自唐朝的“刑事审判参考”理念不谋而合。长久以来,我国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法律到司法解释,都进行了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并且对发生冤假错案后的归责也有相应规定。但始终缺少对司法办案人员及时发现和制止错案发生后,如何给予积极评价和奖励的顶层设计。笔者认为贵州省高院记的这一功,起到了很好的正向激励的示范效应,做到了“赏罚分明”,而这正是司法进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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